2011年12月25日星期日

打工子弟學校艱難求生存 接連虧損仍堅持 -補習



北京人燕兆時的人生,在42歲時,意外地轉到了另一個路口。
去年7月之前,北航畢業、研究自動控制的他還是一名科研人員,做飛機結構試驗的工作,在北京繁華的二環路上班。
原本只是想做一名支教,但毫無準備,他成了北五環外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的全職校長,管理著200多個孩子,每個學期補貼4萬多元的虧損。
可是,他不能中途放棄。
他決定,一定要親眼看到這所學校的生死———或者找到一種模式很好地生存下去,或者倒閉。而這,也許是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繞不開的宿命。   
“如果你跪下他們就租給你,你跪嗎?”
8月中旬的北京,快開學了,燕兆時的學校暫時沒有因為附近區域可能出現的拆遷而搬家,這讓燕兆時懸著的心放下一半。
這個擔心已經纏繞了他一個多月。
學校搬到這里才一年,如果再搬家,燕兆時不敢保證,學校是否會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地方而裁減學生,或者消失。
6月底,聽說學校周圍可能會拆遷時,燕兆時曾到處尋找合適的校址,有人問他:“如果你跪下他們就租給你,你跪嗎?”
“當然,這太簡單了。”
一年前,學校還在唐家嶺,燕兆時也只是一名支教志愿者,不必操心學校的生死,來去自由。
這是北京一所很普通的打工子弟學校。
一年前,學校同樣遭遇拆遷問題。去年7月,學校接到通知,7月30日是搬遷的最后期限。租到合適的地方很難,改造又是一筆費用,學校的校長夫婦很難承受,找燕兆時和朋友幫忙。
“這樣一所打工學校會出現很多問題,我們連幫他的話都沒敢說。”
所以,燕兆時依舊當著志愿者,上著自己的課。
7月下旬的一天,他和朋友去學校時發現,一輛廂式貨車拉走了校長的一部分物品。
之前,燕兆時聽校長說過“太困難了,不想干了”,沒想到這次是真的。
去問校長,沒有得到期望的答案。
燕兆時和朋友兩個人面面相覷。
擺在他們面前的有兩條路:不吭聲,校長走了,學校就徹底停了;不想讓學校停,就得做些實際的事。
上課,畢竟相對簡單些,可要負責這個學校,誰知道會有什么結果?
“你說最壞的結果是什么?”朋友問。
“大不了過倆月就倒閉了。”燕兆時回答。
“過倆月再倒閉,會比現在還壞嗎?”
“至少,我們還好好教了兩個月啊。”
“既然過倆月再倒閉比現在要好,那你有什么好怕的呢?”
“你不怕我也不怕,大不了過倆月倒閉。但還有可能過倆月不倒呢。”
擔起一所學校的重擔,就這么簡單。燕兆時非常清楚地記得這段對話,因為它雖然很短,但其中所包含的內容太多了。
“考慮了又能怎樣?就兩條路:關或不關,管或不管。沒有別的好辦法。”
接下來的一個多月,幾乎讓燕兆時抓狂。
燕兆時和朋友們瘋狂地找地方,最終找到了現在這處家具廠倉庫。
這是唯一一個能裝得下所有學生,而且房東愿意出租的地方。
訂合同、搬家、改造、裝修……2010年8月20日,學校正式報名;25日開學。
校長暫時留下來,這時候,燕兆時和朋友們還只是幫著他管理教學。
一個學期后,原來的校長還是支撐不住回老家了。燕兆時成了全職校長,延續了19年的科研工作徹底放棄。
“學校幾乎沒有獨生子女,很多孩子上學時,要帶著四五歲的弟弟妹妹,因此,還得開一個學前班。”
燕兆時曾和朋友探討過學校的發展,得出的結論是:這種打工子弟學校,根本沒法做。
“連盈利模式都沒有,怎么能堅持下去?”
“即使他們拿錢了,也是高尚的”
學校一年的運營印證了燕兆時的想法。兩個學期,學校虧損近十萬元。這些錢,多數由他補上。
給老師漲工資,就得繼續賠錢。不過,學校12名全職老師的工資還是漲到了每月1600—2000元。此前工資在千元以內。
在這里,談錢,是件很敏感、很尷尬的事。
燕兆時卻因擔心別人誤會而更想說清楚,接手這所學校,不是為了錢。
“進賬就是學生一學期600—700元的費用,支出能算明白,房租8萬元,再加上工資、校車費、文具費、人工費。”燕兆時生怕別人不相信似的,又補充,“真想賺錢我還做原來的工作,這樣的學校,能壓榨出多少呢?”
這樣的學校,在北京五環外的六里屯村。
8月10日下午1點多,安靜的小院里,北邊是落滿灰塵的8間教室,塞進200多個學生后滿滿當當,其中一間還沒有屋門。房頂是一層彩鋼板,冬冷夏熱。
王海龍一個人值班,剛剛吃完一包煮過的方便面。
這個28歲的山西小伙,一年前來到這里,和其他幾個人幫著燕兆時管理學校。
說是管理,實際上他是個不折不扣的“一等雜役”。
“給食堂買菜,開校車接送學生。”王海龍的另一個身份是格桑花西部支教公益組織的成員,“去西部支教路費太貴了,在哪兒不都是支教嗎?”
“我們5個人一分錢都不拿,純粹是義務幫忙。”這句話,他說得很平靜,“李娟老師是今年初辭職來上課的,魏老師家人以為他還在證券公司,郭老師也是全職義工。”
在博客里,燕兆時不止一次感謝這幾個不需要回報的人,因為他當面說不出口。但這讓他更有壓力。
“他們本可以過得比現在輕松,去享受生活或從事高薪工作。但當初不伸援手,這個學校就不存在了。”
說不出口的感謝,還送給拿工資的老師,比如說“燕京小小”。
“燕京小小”是辭掉原來工作來學校的,盡管這點工資還不能解決北京城最基本的生活支出。
“這里的工資待遇是我所做的工作中最低的,工作環境也是最差的。”很奇怪,“燕京小小”自己也說不清楚是為什么,“只想在這里多做一天,看到孩子們因為我的存在而開心”。
燕兆時堅持認為,很多拿工資的老師也得養家糊口,他們選擇這個學校,就是奉獻愛心。
“給你這些錢,你愿意來做嗎?既使他們拿錢了,也是高尚的。”
“長大后想推銷啤酒、開小鋪、當保鏢”
困擾燕兆時的,并不只有學校的生存窘境。
每天早上上課前,燕兆時會召集200多個學生召開十分鐘左右的例會。“最費口舌的,是希望孩子們能夠找到自信,并認識自己。”
學生們漸漸長大了,可他們的理想卻在褪色。這讓燕兆時有時感覺到無力,他只能不厭其煩地開會,不住嘴地說。
比如說,面對“長大了做什么”的問題,一、二年級孩子的回答和普通孩子沒有區別:當老師、當科學家、當老板、當縣長……豐富而多彩。
而到了五、六年級,孩子會說,自己長大后想推銷啤酒、開小鋪、當保鏢。
這樣的變化,讓燕兆時很意外。可想了想,他又覺得很正常。
“因為他們已經長大了,理想和現實掛鉤了。他們周圍都是底層打工的窮人,被周圍環境改變人生觀,這是必然的。”燕兆時覺得很悲哀,“十來歲的孩子,不認為自己能做得更好,能當大老板,能考上清華北大嗎?”
可是,他和孩子們聊天時,聽到的卻是,“他們認為推銷啤酒比做保潔更好,因為可能他姐姐就是做這個的。他們知道,姐姐成不了科學家,所以自己也不可能。”
很快,燕兆時發現還有更悲哀的事情。
有的孩子很聰明,如果努力,將來會考上重點大學。學校老師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孩子家長。
家長聽說后很吃驚:臟兮兮的孩子,怎么可能?我和他媽都是沒學問的,他這樣的,過幾年就該去打工了,怎么可能讀書呢?
顯然,大多數家長并不具有指導子女成長的能力。在這所打工子弟學校里,孩子需要更多的引導。
所以,半年前,這所學校的名字悄悄變成了“燕京小天鵝公益學校”。
燕兆時的理論是:當你把一只天鵝放到鴨子群里,周圍所有人都認為你是鴨子,并且是最丑的鴨子。時間長了,你也會認為自己就是一只鴨子。
“我們想讓孩子們認為,你本來就是小天鵝。”
和學校名字一起變化的,還有上學費用的減免。
剛剛結束的這個學期,燕兆時用此前一直給貧困學生減免的費用,設立了兩萬多元的“燕京小天鵝獎學金”,并通過這種方式“還”給他們。
“同樣的事,一定要換一種方式去做,你不能讓孩子們覺得,這是在施舍他們。”
“改變一個孩子的命運真的很便宜”
“如果要我退回到一年之前,我還是會選擇這條路,因為這個事情是我們想做的。”燕兆時說他能看明白自己的決心,卻看不明白一些事情。
他和學校的義工、老師都不太愿意和親戚朋友談自己現在做的事情。因為別人總是問:不賺錢做這事干嗎啊?
這時,燕兆時和幾位同事的自我評價往往會與周圍人一致:一群理想主義者。
“他們說接手這所學校是不靠譜的事,這么多孩子是你們能解決得了的嗎?但有什么不靠譜的?如果有2000人幫助200多個孩子,不就解決了?”
在他看來,改變一個孩子的命運真的很便宜。1200元就夠一個孩子讀一年書了,10個人資助一個孩子的話,一年才支出120元,這件事情并不難啊。
當校長一年多,燕兆時清楚地記得很多學生的故事。
今年年初,他發現有些孩子中午吃零食,多少有些反感,覺得不應該花這些冤枉錢。
“不貴呀,一包干脆面才4毛多,就算吃兩包也不到一塊錢。”聽了這位學生母親的話,燕兆時的思維斷電了,不知道該怎么說。
前些日子,三年級的一個小女孩丟了五毛錢,燕兆時答應給她五毛錢,但兜里沒零錢,就跟她說明天給。
“第二天忘記了,第三天,她找到我,低聲說:老師,你說過給我5毛錢的。”燕兆時立刻掏錢,還是沒有五毛,給她1元錢。
又過了一天,女孩在院子里找到燕兆時:“老師,還給你5毛錢。”
張計鵬在海外中國教育基金會做了五年的兼職義工,今年3月,他因燕京小天鵝公益學校的圖書資助申請走訪過學校。
他發現,本該上六年級的謝希慧,卻在上三年級。因為母親病故,父親離家,她只能跟著年邁的爺爺、奶奶生活。失學三年后,志愿者通過走訪重新把她納入學校,一切費用全免。
“真正深入一件事情,會看到越來越多的問題,只看表面,才會覺得事情很簡單。”燕兆時說,“我們就是一群懷著理想的人,去執著地做一件非常小的事情,小到可能不能再小了。希望全社會能理解,不是理解我,而是理解這件事。”
在這所學校里,一些悲情的東西確實很吸引人,但燕兆時總是欲言又止。他不想展示這些,因為這是“不公平的”。
燕兆時一直有個想法,一定要看到這所學校的生或死———或者找到一種模式很好地生存下去,或者看著學校倒閉。
“我不會在看到它生死之前去逃避的。但有一天堅持不下去了,怎么辦?還能怎么辦?這是不以你的意志為轉移的。”燕兆時頓了頓,手指在桌子上狠狠敲了幾下,“就像是我得了癌癥馬上要死了,你說怎么辦?你不想死不也得死啊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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